农历和24节气背后的秘密

文  龙马

今天，自西方传入的公历历法，“阳历”，已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。与这种以太阳运行周期为中心的“阳历”相对应的，是以月亮为中心的“阴历”，以及混合太阳和月亮周期的“阴阳历”。中国人所熟知的“农历”，尽管俗称是“阴历”，但其实是一种阴阳历。

因为要满足衡量月亮盈亏周期的需要，所以“农历”的一年短则350多天，长则380多天，并不完全吻合太阳周期和一年四季的循环。但农历让人赞叹的是，通过合理的闰月设置，以大约为19年的周期来衡量，农历历法周期又相对稳定，新年和各月份始终回归于正常的春夏秋冬框架之中。

更加引人注目的是，能有效指导农时的“24节气”，克服了农历年从350多天到380多天不等的弱点，准确地定位了一年的周期。“冬至”“夏至”“春分”“秋分”等等所有24节气都有准确的地-日天体意义。很久以来，都是农业上不可或缺的授时资料。

因此，时常有人声言“农历”和“24节气”是“老祖宗博大精深的智慧”。然而，这却是莫大的误会。因为，无论是现在人们所用的农历，还是24节气，虽旧名还在，却是明末清初欧洲西来的传教士重新设计的。这是欧洲近代以来天文，地理，数学知识的成果。

自欧洲15世纪到17世纪的“地理大发现时代”中期以后，美洲和东亚航路都已打开，欧洲人开始直接往来中国。

于是最早的一波“西学东渐”便从明朝后期开始。明朝后期的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徐光启（教名Paulus）就是师承郭居静（Lazzaro Cattaneo）、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等传教士的近代中国学者。

当时，明朝颁布的《大统历》实际上沿袭自元朝时天文学家郭守敬主修的《授时历》。该历已有三四百年历史，误差累积，已不太准确。尤其是判断日月运行互相遮挡的日食月食方面，已经难堪重任。以徐光启作为行政领导的历局，以四位传教士汤若望（德国人）、邓玉函（瑞士人，天文学家、医师，伽利略的朋友和科学院同事）、龙华民（意大利人）、罗雅谷（葡萄牙人）为中心，并配以一批中国学生作为助手。

（利玛窦与徐光启 中文版《几何原本》配图）

徐光启崇尚西学，对本土的传统知识不以为然，因而经常遭到攻击。不过，虽然徐光启本人并不精通天文学，但他的“洋”团队经过8次天文学上的比试较量，以全胜的记录战胜了钦天监的传统历法和回回历法团队，最终胜出。这些传教士和他们助手的成果被命名为《崇祯历书》，或称《时宪历》。

在《崇祯历书》/《时宪历》中，开篇便是较为详尽地介绍欧洲天文学和相关的数学知识，包括欧洲天文学理论、天文用数据表、平面和球面三角、几何学，西式天文仪器，以及中西度量衡换算表等。这些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一。之后的部分则是根据理论和工具衍生的结论和应用。

《崇祯历书》里大量引用了哥白尼《天体运行论》中的章节和配图，并介绍说哥白尼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。不过，《崇祯历书》还是以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理论为基础，因为哥白尼的实际测量还不精确，而第谷的观测和测量数据是当时最好的。而从数学上，第谷的模型其实也可以等价转换为哥白尼的模型，所以在当时二者可以并存。

此外，中国的24节气，在《崇祯历书》之后也发生了本质的转变。以前的节气是“平气法”，侧重于均分一年份时间为24份。而汤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）废除了“平气法”，以表示太阳光线与北半球照射关系的“定气法”，取而代之。因此，24节气自此才符合了关于日照角度、昼夜时间的太阳周期。

清取代明后，经过类似的一番“中西”争辩，汤若望推荐的这套历法终于改名为《西洋新法算书》，成为清朝的官方历法，一直沿用下来。

有人说，这套“农历”此后又有修订，但实际上，有清一朝，在“钦天监”工作的主事官员，即使名为“戴进贤”“刘松龄”“鲍友管”等，往往其实也是本名Ignaz Kögler、Hallerstein、Gogeisl的西方人。他们的工作也仅限于小修补，如引入较新的欧洲天文和物理知识，以更好地解释天文现象。

至于民国后乃至现在的“紫金历”等权威历法，其工作点也是在更精确地定位东八区时间、北京时间、日出月圆星相的分钟秒数等等；而在以毋容置疑的以一昼夜、一个自然日为基本单位的历法体系上，自崇祯末年诞生以来的“农历”延续至今。

总之，现行的“农历”和“24节气”，其实正如《崇祯历书》/《时宪历》自我介绍那样，是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成果。

当然，我们也并不能说“老祖宗”的历法就不行。其实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历法，也有亮点。在确定月亮围绕地球的运行周期、地球-太阳相对关系的数据上，也曾有较为准确的数据。但这些观测和数据偏重于技术，而缺少科学体系。此外，中国学者也缺少稳定可靠的天文仪器。哪怕有祖冲之这样高明的古代科学家，也无法使历法长期准确运行。以自然日来衡量冬去春来一年的周期，如果误差两天可能还难以发现。但若涉及到日月食等关乎古代“政治稳定”的天象预测，往往就在时间久远后力所不逮。因此，在中国出现历法记载后的两千年内，就更换了上百部新的历法。

与之对比，现行农历颁布以来，推至以后相当长时间，就再也不必伤筋动骨地更改历法了。有一个花絮可以佐证。在康熙遣使欧洲沟通“中西礼仪之争”失败后，欧洲传教士在华的影响渐不如前，因此在钦天监工作的官员也渐少看到欧洲的有名学者了。这些官员逐渐变为一些普通欧洲人。但即便如此，因为背后有现成的欧洲科学体系的支撑，他们也足以完成其工作。乾隆末年，法国大革命后英法敌对。在停火期间，英国趁着和平派出使团出使清朝。使团发现，葡萄牙人在北京担任钦天监官员，却并非天文学者。他们只依靠巴黎出版的《天文历书》，便可以成功“预测”日月食的具体时间而交差。法国革命后欧洲动荡，新的历书无法及时寄来，于是英国人便将自己的航海历书赠与葡萄牙人。

就是说，即使失去了领域内的专家，新的农历也可以正常地运行了。在这背后，在现行“农历”和“24节气”的背后，便是欧洲近代科学体系之力在支撑。

最后，为什么“农历”和“24节气”的来历，自明末，清朝乃至从民国至今，仍然是讳莫如深的知识呢？牢固的“天朝体系”“中国中心论”的幻象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在清朝，满清统治者需要历法作为皇家的权威，显示自身的“力量”。

这类“力量”实际上是来自外部输入的实情如果被公开，跪伏于地的民众，大概会遭受莫大的心理冲击，而满清当局也会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威望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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